楼顶晾衣绳上的床单被风卷起来，又落下去，像一只笨拙的鸟。我在阳台上看着它，手里捏着车钥匙，楼下那辆灰色的轿车正等着我。床单的影子在水泥地上晃来晃去，忽然让我想起小时候坐过的拖拉机，颠簸在土路上，车斗里堆着晒干的麦秆，母亲用头巾裹住脸，只露出一双眯着的眼睛。

汽车把时间变成了可以折叠的东西。从前要走一整天的路，现在四十分钟就过去了。我每天开着车穿过三个城区，经过十二个红绿灯，看见路边的梧桐树从光秃秃的枝丫变成浓密的绿荫，又变回光秃秃的。车里的广播在讲某个城市的交通拥堵，我关掉它，听见轮胎碾过柏油路的沙沙声。这声音比床单的扑打声更均匀，更让人安心，却也更单调。

我的邻居老周是个修车匠，他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色的油污。他说汽车是有脾气的，冬天要热车，夏天要防爆胎，雨天刹车片会变软。他蹲在车头前，耳朵贴着引擎盖，听那细微的抖动，像医生听病人的心跳。老周的车是一辆九十年代的面包车，漆面斑驳，后排座拆掉了，用来装他淘来的旧零件。他开那辆车去郊外钓鱼，车斗里放着折叠椅和鱼竿，后视镜上挂着一个小佛像，已经晒得发白。

我在深夜的停车场里见过各种车。有刚提的新车，在灯光下泛着柔润的光泽，车主坐在驾驶座上，一遍遍调整座椅的位置；有贴满贴纸的旧车，后备箱开着，里面装满了运动鞋和矿泉水瓶；还有一辆车永远蒙着车衣，像一头沉睡的动物。这些钢铁的壳子，白天载着人奔跑，夜里就静静地蹲在这里，偶尔发出几声锁车的鸣叫，像在说梦话。

有一次我开着车去海边，把车停在堤坝上，人坐在引擎盖上吃面包。浪花溅起来，落在车漆上，结成小小的盐粒。那辆车跟了我七年，里程表上的数字从三万跳到二十万，座椅的皮革裂开了口子，方向盘被磨得发亮。它陪我搬过三次家，载过生病的父亲去医院的急诊室，也载过醉酒的朋友在凌晨的街头兜风。后来我把它卖了，买主是个年轻人，他绕着车转了两圈，问我这车有没有出过事故。

楼顶的床单还在飘，风已经小了些。我下楼，发动汽车，后视镜里映出那栋灰扑扑的楼。床单的影子缩成一小块，嵌在五楼的窗口，像一个褪色的补丁。我松开手刹，车子缓缓滑出小区，汇入街道上流动的铁流里。前方的车尾灯亮成一片红色的河流，每盏灯后面都坐着一个赶路的人。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，就像他们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一样。但我们都在这条路上，引擎低低地轰鸣着，排气管喷出看不见的废气，把整个城市罩在一层薄薄的黄昏里。